文学选本，什么最重要？

记得十年以前，在建国中路一家早已被关门潮席卷而去的书店里，无意间看到一本四分之三封面都被古铜色覆盖的书，这本书有一个长长的书名：《一生的文学珍藏：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外国小说选本）》。选编者苏童的名字，一反国内出版惯例，被放在封面最显眼的位置，而且用的是特大号的白色字体，像是在暗示你，是名家苏童编选的，就该入你的眼。

我没怎么犹豫就买了这本书，还带了点买到宝物般的窃喜。要知道那时网店已经兴起，如我这般囊中羞涩，能花原价在书店里买一本书，算得上奢侈，更可以说是以实际的行动向编选者和出版社脱帽致敬了。并且作为一名地道的外国文学爱好者，我在那些年里干得最热火朝天的一件事，就是用我不多的积蓄，买一些在我当时看来非买不可的外国文学经典。这样一来，收入选本里的小说，除了少数的几篇，其实都散落在我的“珍藏”里。更何况自上学以来读到的差强人意的各类文选，早已让我对这类图书不以为然了。

而我买这本书，自然是看到了它高出很多其他选本的品质，但事后想来，也不只是品质，更可以说是编选者多次提到的“影响”一词，影响了我的选择。在《序》里，苏童说，影响——一个意味深长的词汇，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胡安·鲁尔弗的《佩德罗·巴拉莫》可以倒背如流。他从来没有掩饰过对后者的狂热。同样，苏童也毫不讳言这部小说带给他的是“震惊，震惊之后是一种崩溃感”。这种作家与作家，作家读者之间影响的传递，也正如这套书的主编谢有顺所希望的，“‘影响’了一个作家心灵成长的名篇，也能‘影响’你，并滋养、唤醒你心灵中的经典情怀、故园之思。”

这并非虚言。文学选本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在古代，选本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有效的文学批评。即使不像苏童那样郑重其事地写一篇序，对为何如此编选给出充分的理由。选家的评论意见，也可以说已经寓于他们的篇目选择里了。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主持编选《文选》，只是写了一篇不算长的序言，此外就没再发表更多的批评见解，但它凭借所选的七百多篇作品发挥了影响，以致《文选》本身也成了后世眼中的经典。无怪乎，鲁迅在《选本》里说：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

正因为文学选本的潜在影响，自古及今，都不乏一些出版社和商家争相出版。其间的区别只在于，有些选本是靠得住的，但很多选本说白了，只是巧立名目骗取读者的信任，试图赚得一时的、丰厚的回报。看当下图书市场，到了每年的岁末或年初，都会有各种文学选本出现，这些选本无一例外被冠以最佳选、年选、优选、无极选之类名目，而编选者常是一位或几位有影响力的名家，要不也是社会名流，或高校的教授、博导。但很多选本是否就那么可靠，却是不好说的。这其中难免有一些编选者，就像有知情人透露的那样，为人情所扰、为利益缠裹，塞入大量私货黑货。毕竟看重选本的影响，各方利益相关人士都会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即便不是如此，编选者也通常会“察言观色”以迎合公众舆论的流行见解，使得入选篇目无关自己的发现，皆为当年度引起“关注”的作品，无怪乎很多选本会给人“千人一面”之感。当然，编选者会识相地选上几篇立得住的“名篇”，如此给人感觉所选都是“精品力作”，反倒使得一些真正的好作品跟着“躺枪”，这从培养读者文学欣赏眼光和审美判断力的角度看，真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由此不难看出，文学选本不止考验编选者的胸襟、眼界和能力，也考验其责任和良知。有时，后者甚至更为重要。举个例子说，流行甚广的选本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之类，编选者并非名家，体现其中的观念也可谓庸常，却因选目雅俗共赏，至今依然广为流传。这在某种意义上源于编选者虽然谈不上有过人的眼力，但至少秉持了一颗超越于功利之上的公正之心。这恰恰是当下编选者在编选作品，尤其是同时代作家作品时，特别缺少的可贵品质。

当然，这并不是说编选者非得做到绝对公正。实际上，绝对的公正是没有的，即使有，也很可能导致绝对的平庸。就苏童编选的这部书而言，与其说我看重它的全面和公正，不如说我更偏爱他有道理的偏见。比如，对于为何选入美国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苏童坦承，自己也说不清楚对这部小说的偏爱是出于艺术评判标准，还是其他似是而非的标准，偏爱也许是不讲道理的。

或许，好的编选者，就该做到遵从本心的“不讲道理”吧。苏童形容他编选这本书，就好比是把自己的百宝箱从床底下拖出来，打开时有一种强加于人的粗鲁，一意孤行的执着。他希望这些凝结着他个人感觉和记忆的小说，能够“绑架”别人的阅读时间。在我看来，这种“绑架”实在是为忙忙碌碌、被很多信息覆盖的现代人所需要的。要是有这么一个百宝箱，里面藏着熠熠闪光的，经得起时间经验的“珍宝”，可以让我带在路上时时赏读，就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了。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