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联之变：文学与书法的双重变奏

作者：朱中原


春联为对联的一种，在古代属骈文文学，讲究音韵和对仗，一开始具有消灾辟邪的神秘特质，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随着时间推移，春联消灾辟邪的神秘特质逐渐弱化，而具有了人间祈福和吉庆的功能。由神性向人性、由神秘向世俗人间的回归，是春联文化变迁的重要理路。


按照通行的说法，春联肇兴于五代的桃符，后蜀皇帝孟昶“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为最古之春联。不过，清代楹联学大家梁章钜在其《楹联丛话全编》中对此持审慎的说法：“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我以为梁章钜的说法比较合理。春联的缘起至少应早于五代。某种程度说，骈文之始，即为联语之始。骈文中描写春景和吉祥的文学作品，即是春联的雏形。随着文学功能的进一步世俗化，这种对仗的文学形式开始广泛应用于民间习俗，遂有“桃符”之发生。


目前的出土文物中，可证唐代即有春联。斯坦因所盗掘的《敦煌遗书0610卷》中有不少春联性质的联句，如：三阳始布，四序初开；三阳回始，四序来祥；福延新日，庆寿无疆……恰合于春联的岁时特征。


五代两宋之际，春联的通行称谓是“桃符”“春帖子”，明以后才正式称“春联”。名称的变迁，实际上体现了内容的革新。旧的桃符，脱胎于木刻神荼郁垒像，意义全在于驱鬼辟邪。随着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表现为年俗意识就是，不但求辟邪，更求纳祥。于是，桃符写门神名的老章程就被打破了，让位于“福庆初新”“寿禄延长”之类的字样。这实际上体现了春联文化从神本体到回归人本体的一种文化观念的变革。


在这种人本观念驱使下，唐末五代桃符的神秘文化进一步向北宋的市民文化过渡，形成了宋代特有的灯谜吟联文化。


宋代的春联文化，滥觞于元宵节灯会的“猜灯谜”。宋代市民文化与精英文人文化的完美结合，形成热闹非凡的元宵吟灯联文化，于北宋东京汴梁（现开封市）、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和蜀地成都等地异常兴盛。宋代许多著名文人诗词，都来源于对民俗民间文化尤其是春联吉庆文化的汲取，比较典型的是王安石的《元日》，展现了每到除夕之日，家家户户挂桃符的盛况。


宋元文人参与春联应制的事迹颇多，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精英文人的一种民间化生活方式。如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有载：东坡在黄州，一日逼岁除，访王文甫，见其家方治桃符，东坡遂戏书一联于其上：“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治桃符”“书一联”相照应。苏东坡所为，即是写春联。由著名文人为民间社会书写春联，是中国古代春联文化的一大特色，体现了春联文学与书法的双重审美价值。


两宋之际，在桃木板上书写春联已相当普遍。随着门神的出现，以往桃符所肩负的驱灾辟邪使命逐渐转移给门神，而桃符内容则演化成祈求来年福运降临的美好心愿。需要说明的是，北宋之际，写有联语的桃符还有别种叫法，名曰“春帖子”。朱熹《宋名臣言行录》载：宋仁宗一日见御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曰：欧阳修之辞也。于是，悉取宫中诸帖阅之，见篇篇有立意，宋仁宗慨叹：“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可见，“春帖子”是从“桃符”到“春联”的一种过渡。


春联之实，虽起自唐代甚或更早，但其名则晚自明初。《簪云楼杂说》记明太祖朱元璋事：“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朱元璋的提倡，大大推动了春联的普及。


明代以降，举凡寺庙宫观、亭台楼阁、园林戏楼、公馆祠堂等，无不有楹联，体现一种华贵、庙堂之气。贴春联更是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上至公卿王侯，下至黎民百姓，皆有贴春联之习俗。到了清代，更是楹联兴盛之际，举凡清代书法大家，皆楹联大家。清代是楹联书法的鼎盛时期，也是碑学书法的鼎盛时期，而楹联中又以春联为盛。清代楹联大家，皆有数量可观的春联作品。


晚清民国，可谓楹联书法最后的辉煌时期，涌现出了诸如康有为、何绍基、吴熙载、曾国藩、赵之谦、吴大澂、吴昌硕、翁同龢、张伯英、梁启超、于右任、谭延闿等一大批楹联书法大家。每到年节，书法家自己写春联贴春联更是成为一种习俗。曾国藩有给部下赠送春联的习惯，他每日必习书，且每日必书联，这是他多年养成的好习惯；为了应对索书者，何绍基一晚上最多可写一百多副对子；梁启超在原配夫人李蕙仙去世之后最苦闷的日子，集了几百首古诗联句，其中有数量不菲的春联，成为对联书法中的佳作。


正因为有精英文人书法家的广泛参与，才使得春联具有高雅的文学审美和书法审美。但时至今日，春联的书写内容日渐世俗化。而且在很多人看来，春联的功用仅仅是祈福和纳祥，不再具有文学和书法的审美功用。更甚者，内容低俗。而且，春联的书写也越来越远离书法。老百姓不懂书法，不欣赏春联文学，遂成为一大现状。实际上，古往今来，举凡描写春日胜景、抒写壮美河山者，皆可成春联文学佳构。而今，春联离文学和书法的内涵似乎越来越远，春联作者已不那么重视推敲春联的文学意蕴，春联书写者对书法的审美要求也越来越低下，春联离庙堂之气、恢弘之气和书卷之气越来越远。


春联之式微，当然并非源自今日。


事实上，春联这种形式自明代滥觞之日起，即开始显现其弊端。明代是科举制弊端最为凸显的时代，应试者皆须对对子，故此对联的规制日益严整化和僵化，由早期的上下联可重字重韵发展到上下联不可重字、且平仄对仗必须严格相对的地步。举凡私塾授课、考场应试，乃至婚丧嫁娶，无不需口吟对子，发展至极端，则成为一种文人应试的帖括游戏，极大影响了楹联文学的自由发展。梁启超等人对此种帖括词章之学予以激烈批判。


不过，梁启超并非是否定楹联这种文体，只是对其形式上的弊端提出反思。故此，梁启超尝试以古风这种比较自由、灵活的文体来改造楹联。比如他曾给维新派人士郭弼及其夫人所写的寿联中就有：“天上列星当亦喜，海上蟠桃良未崖”。此寿联曾国藩亦曾书写过。不过，曾国藩书写的联句内容，下联头二字为“海中”，这是原文抄录。而梁启超抄录时将“海中”改为了“海上”。这样一改，则有违对联规制：“海上”二字皆为仄声，且“上”字上下联重复，韵亦重。难道是抄错了？当然不是。这是梁启超有意为之。他将文学中的古风体和歌行体大量入诗词文章和联句，从而掀起文体革命和诗歌革命。这是一种创造，但这种创造并非没有来由，是用更古老的文体来加以改造。如以明以降的楹联规制来看，则属违规；如按唐以前的规制来看，则完全合辙。有人以没有重字来定义楹联的高难度，这是一种误区，实际上有重字的楹联难度更高。

可以说，春联的发展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桃符春联，一条是春帖对联。桃符春联源于公元933年，其在后蜀有了相当的发展。春帖对联由春帖诗歌，到春帖两句诗，再到春帖对联一步步演变而来。春帖对联起于宋，历经宋、元、明、清。桃符春联的载体是桃木板，春帖对联的载体是纸张。两者在明代融汇，形成春联文化，流布至今。但不论是桃符春联还是春帖对联，都离不开对其文学与书法审美的双重强调。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