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先生的个性化生活
——著名作家石英记
宁新路
一个人每天要奔几十里地吃一顿午餐，且多年来风雨无阻地去奔这顿午餐，是这个地方的饭绝无仅有，是他在这城市无亲无故，还是他有什么特殊缘由？他有老伴和亲人，他有体面的收入，他有自己的家，他说不出赶这遥远午餐的特殊情况，但这午餐却成了他生活的必需，他每天非赶它不行。
这午餐不是筵席，是机关大锅饭菜，没有家的小炒好吃，他完全可以在自己家里做饭，完全可以在楼下的饭馆点菜，可他天天却去奔吃这顿午餐，连身体不舒服时也强迫自己吃食堂，变成了意志和体力的较量。他从退休后没有离开过这食堂，一直“吃”到如今的83岁。他说他的身体爽朗，食堂师傅不拒绝他，他仍将在这食堂吃下去，吃到哪天跑不动这食堂，就罢了。
这个赶午餐的高龄人，是著名作家石英先生；这个食堂，是人民日报社食堂。石英先生住在西城的南礼士路，报社食堂在东城的金台西路。住在城西的他，要赶城东的食堂，食堂大门按点开和关，每天得按时赶路，不得耽搁，过了点儿吃不上，那就白跑。这在石英先生来说，犹如去朝圣，每天的赶路，不敢懈怠，马虎不得。跑几十里路吃午餐，在京城作家中唯一，在京城老人中也许没有第二人。石英先生的午餐，就成了人们的好奇，也就成了让人不可思议的谈论。
石英先生独居在北京南礼士路附近的一座高楼上，总共30多平方米的一居小屋里，除了一张不大的床和书桌，一台电视和茶几，再也摆不下什么家具。身材高大的石英先生，与这窄小的居室，是那么不匹配。屋子难以容下第二个人住进，更是没有放女人梳妆台和大衣柜的地方；没有吃饭的餐桌，只能把茶几当饭桌；没有放沙发和多放一把凳子的地方，来客只能坐床头；没地方放书柜，书报只能堆在书桌和床边。窄小的厨房、卫生间阳台，刚好是一个人活动的空间，它“拒绝”过日子的女人。
石英先生在这小屋独居七年了，没有活动空间的屋子，他住得满心喜欢，床头挨着书桌，餐桌的茶几挨着厨房，上厕所几步之遥，倒也便利；微小阳台兼窗户的阳光，洒在书桌上，也洒在屋里，给这个斗室带来了生机，他写作时总能看到阳光和蓝天。他在这间小屋里生活、思考、读书、写作、会友，享受着一个人的清静世界，也享受着大多人难以接受的孤独的奇妙。
石英先生住在这般小的屋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他说，惬意而自在。他说这小屋出“活”。出“活”，就是能使他写作精力充沛，文章高产。他在这窄小的空间读书快而多，一天能写好几千字。他在这小屋写了多少篇文章，他自己数不清楚，却是从年轻时到现在，他已出版了七十多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惬意而自在，是石英先生享受着读书和写作给他的愉悦。他感受到了这窄小的空间，给他带来的难以形容的独静。
他这独静的享受感，我在多年前不大相信，以为石英先生委屈地在这小得可怜的屋里孤独地生活，是他人生的不幸和尴尬，绝对与快乐无关。因为他是四十年代战争年月参军且到地方工作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高干”。他有丰厚的工资收入，他有大而体面的房子，他有风雨同舟的老伴，他有关心他的两个女儿。他的高龄且继续往高龄上走的年龄，与老伴与孩子住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人之常情，他没有理由独居在这小屋里，就像旁人没法理解他而担心他安全一样，总感到他独居是个谜，也是很危险的事。别人的费解和担忧他清楚，可他从来没有搬回去的意思，他老伴也居然理解他的独居。老伴和女儿从不怀疑他超强的自理能力，也从不担心他身体出什么问题，他搬不搬回去住随他。除了他与老伴每周团聚一次外，他与老伴都习惯了各自独居的生活方式，且彼此已很自然。
当然他与老伴每天总有六七次频率的电话，聊天说地，互相提醒和关心着，虽比同在一起说话的时间少些，但聊起来也常放不下电话。尽管他的电话打频繁了，老伴嫌烦，但他动不动还会把电话给老伴拨过去，老伴就跟他聊。时常聊很长时间。
石英先生的午餐，自打他调入人民日报社那天起，就在那大食堂吃到了离休后的现在。吃习惯了食堂的饭菜，他总感觉食堂的饭菜好吃。也许是他吃这大锅菜吃出了深厚情感，也许是自我安慰。离休后的石英先生，完全可以回家吃老伴给他做的午餐，老伴也劝他年龄大了每天跑几十里地吃顿午饭太劳累了，可以自己做或回到家里吃，石英先生其实也不想去吃这遥远的午餐，他虽动摇过却没放弃。他如登山一样跋涉着，每天按时出门挤公交。去一趟来回赶路几个小时辛苦而费时，且每天上午十点钟必须坐在公交车上，还得给坐车堵车打出时间，否则就赶不到金台路，就赶不上食堂的饭，那就得街头下馆子，这使得他按点赶车，从不敢马虎。除了休息日他不去报社食堂，其他时间除非去了外地，都会风雨无阻地赶这顿午餐。为迈出家门，他通常是一条打起精神的腿，拉着另一条无精打采的腿强行赶路。
从北京南礼士路到金台西路路远不说，还得倒车，挤来挤去累上加烦。这累和烦与那食堂实际上不是多么可口的午餐相提，这顿饭与这劳累不成正比。在别人看来，宁可不吃这餐饭，也不愿受这般累和烦。所以，吃这般苦吃这餐饭这样的事情，在寻常人那里不可能发生，即使每餐饭倒给补助费也不愿受这般累。可石英先生似乎把每天赶吃这遥远的午餐带来的累和烦，当成了活着不能丢失的内容。放弃了这神圣的远行的午餐，好像生命的火焰就会很快熄灭。因而他把赶吃遥远的午餐当成每天神圣的一件事，无论什么天气，无论心情好与不好，无论身体难受与否，无论有谁好言相劝他不要为顿饭折磨自己，无论他给自己会找多少条不去的理由，他都会说服自己，甚至骂自己，让自己在痛苦时穿衣和背上那大包，催赶自己如时出门赶公交。当许多时候被他内心另一个想偷懒的石英即将把他“推”倒在床上和不让他离开温暖的屋子时，他就对自己发脾气：“石英，你这个懦夫，赶紧出门赶公交车……你要今天偷懒，明天也会偷懒，今后会随便找个理由偷懒，那你就会彻底变成懦夫！”
在这样艰苦的斗争下，总是懦夫的石英屈服，真正的石英胜利，那遥远的神圣般的午餐，会顿然在他眼前飘出香味来，让他顿生饥饿感，让他也顿添苦行远路的力量。所以，石英先生离休后多年来为吃这遥远的午餐，不仅要痛苦地接受赶挤公交车的劳苦，还要为每天甘愿受苦吃这顿午餐做不断的精神斗争。要化解掉这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不那么简单。因为下雪、下雨、刮风、酷热和身体不舒服时，会有十二个不出门的理由；因为他那虽小的厨房，米面油盐和锅碗瓢盆齐全，楼下卖菜，可以自己做饭。他会做可口饭菜，即使不愿开火，下楼就是美味的餐馆，那餐馆里有他最爱吃的饭菜，吃一顿饭花不了几个钱。但他想到这些省事的借口时，仍然是把自己骂出了门，强迫自己赶往公交车站。在这样一种与自己不停地较量下，每天的赶路吃食堂，渐成他心里庄严的出行，变成了他一天生活不可缺少的赶路，更成了他保持生命力旺盛和追逐健康活着的心理渴求。
当然，石英先生赶吃这遥远的午餐，还有一个缠绕他每天不得不去报社之事，那就是不断的邮件和稿费单。几十年来做编辑和作家，尤其是成为著名作家后，邮件和稿费越发渐多，他的小区没有邮箱，重要邮件收不到，也就只好由报社收发室继续代劳。这也是他被每天“牵引”到金台西路2号的一个缘故。
独居成一种享受，如何把孤独与寂寞变成习惯且不觉得孤单和凄怆，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到的，需要让老伴和女儿接受，也得有战胜寂寞的强大毅力。石英先生和他的老伴，都能接受这种孤单，且不觉得它是孤单和寂寞，是有生活根源的：石英先生年轻时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他在天津，妻女都在北京，分居成了他与老伴的生活习惯。独居惯了的石英先生，写作需要安静的地方，就住在了女儿空闲的这蜗居里，感到写作出“活”既快又多，且一个人的安静让他有了享受的感觉，便也就一年年独居了下来。他每周六回家与老伴团聚一天，下午回到自己的小屋，每周如此，他同老伴都没有了不自然。石英先生独居，反而成了全家自然的事。家人看他独居精神爽朗，身体健康，著作一年几本出版，身心和精神状态很好，他不愿搬回来住，也就由着他了。
石英先生遥远的午餐和独居的生活，构成了他独特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养成了他个性化生活方式，他与在一个都市的老伴每天亲切地电话聊天，与有闲的女儿亲切地电话聊天，国外定居的女儿每周给他打一个问候电话，他每周抽一天上午的时间欢喜地回家与老伴相会，下午回到自己的独居室，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仍每周五天赶吃报社食堂。石英先生这苦行僧式的生活，写文章之多令人羡慕，且八十多岁了腰板直得像树干，脸色红里透白，走起路来铿锵有力，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精气神旺而不虚，这倒是让人有了点猜想：石英先生遥远的午餐和寂寞的独居，莫非对他的创作和健康，很适合；这苦寂的生活，是他创作的营养素？石英先生笑而不答这个问题，而他的笑却回答了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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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家 简 介
宁新路 当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转世天狼》、《财政局长》、《艾先生的个人烦恼》和长篇散文《来去无尘》、散文作品集《近处的风景》《人在西阳里》《朝着阳光走去》《相思树》《阳光照到星期八》《会笑的云》《熟悉的陌生人》《别把阳光浪费了》《误入热地》等共17部。供职于财政部中国财经报社，《财政文学》主编、高级编辑。中国财政文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长篇散文获第26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散文获第五届“中国散文冰心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奖大赛一等奖、第二届中国报人散文奖等数十项文学作品奖。十余篇散文被选入中小学试题和复习教材。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曾为武警中校，武警部队总医院政治部宣传文化处处长。5次荣立三等功。2001年转业到财政部，在中国财经报社总编室和新闻部、中国会计报社等任职。曾获财政部“五一劳动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