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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吴和越
经过漫长时间的纷争和割裂，到了汉代，吴和越被重新洗牌，兼容并蓄着走到了一起。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大胜越军，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二十二年之后，公元前473年，越国举兵伐吴，取得完胜，夫差自刎，吴亡国。这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励志典故之一。勾践之后又沿嗣六代，越国被楚国灭亡，这一年是公元前306年，“粤（越）既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汉书·地理志》），至此，吴与越在中国大历史的政治视域中被覆盖。
公元前223年，秦始皇灭楚国，越地旧部避秦乱散入闽中、闽北山区，和浙江东部沿海并称东越。
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但仅仅十五年之后即大厦崩溃。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为什么如此短命？这个问题成为后世有作为的政治家思考和警惕的焦点。公元前206年西汉建国，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册封侄子刘濞为吴王，吴国都邑在扬州，下辖三郡（省）：东阳郡、（郡治在金华）、鄣郡（郡治在吉安）、吴郡（郡治在苏州），共领五十三个县。公元前154年，刘濞牵头串联六个藩国造反，史称“吴楚七国之乱”，三个月后被平复，吴国撤藩设郡。到西汉末年，吴地共存置七个郡，会稽、九江、鄣郡、庐江、广陵、六安、临淮。
汉初的越，分东越和南越。
东越有两脉，闽越和东瓯，均是越王勾践的后代，避秦战乱远走异乡。公元前202年，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时，闽越的首领助汉有功，被刘邦封为闽越王，都邑在东冶（福州屏山）。公元前192年，汉惠帝（刘邦之子）封立东瓯王，都邑在东瓯（温州永嘉县）。
闽越与东瓯虽为同宗，却彼此不睦。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闽越伐东瓯，东瓯王寻求汉朝廷保护，得以解困，后申请内迁，东瓯国举国移民，被分散安置在江淮之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闽越叛乱，闽越王在平叛中被诛，之后汉武帝下诏，闽越国民全部内迁，仍是遣散安置在江淮之间。汉武帝的政治智慧，是把勾践的两脉后裔，分散置入吴地，使吴与越融汇贯通，兼容并蓄。
南越在岭南，有势力，也有影响力。秦朝时已经设郡，郡治在番禺（广州）。南越王赵佗是河北正定人，秦时为南海郡的一个县令，后来取得郡尉信任得以继位。公元前204年，赵佗自立称王。公元前196年（高祖十一年），刘邦封赵佗为南越王，南越正式成为汉朝廷的藩属国。
刘邦时期，南越有完全的自治权，不受汉律节制，而且拥有军队。“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史记·南越列传》）。吕后执政时，汉朝廷限制与南越的相互间贸易往来，尤其禁止铁器物资南运。赵佗宣布独立，自号“南赵武帝”，不断北犯，相继攻掠长沙周边诸县，构成汉朝南部边疆的隐忧。
汉文帝刘恒继位后，委派官员修葺赵佗位于河北正定的祖坟，且按时祭扫。赵佗深为感动，自撤帝号以藩臣事汉，循守高祖刘邦时期旧制。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元鼎五年），南越宰相吕嘉谋反叛乱，弑杀南越王及汉使臣。一年后叛军被剿灭，吕嘉被诛，南越国灭。自赵佗称王，南越国历五代而终，存世九十三年。
汉朝建立之初，最大的外患是北方匈奴。
此时的匈奴正值鼎盛时期，兵强马壮，以浩瀚的草原和大漠为根据地，引弓傲视中原。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农历十月，刘邦统帅汉军与匈奴的彪悍之师在山西大同沿线巅峰对决。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刘邦对北方寒冬的冷酷预判不足，近三成的士兵被冻伤脚趾和手指，战斗力大打折扣，三十万汉家军被二十万骑兵分割围困，几乎全军覆没，无奈之中屈辱求和，惨败而归。为集聚国力对抗来自北方的威胁，刘邦对南方采取绥靖政策，册封南越王，安抚东越，以稳定南国边疆。历经汉惠帝、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到汉武帝执政中期，东瓯和闽越内迁江淮之间，南越国平复，南方的隐患终于消除，得以全力北御匈奴。但汉朝完全钳制住匈奴，已到了汉宣帝时期。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匈奴内部大分裂，一分为五，南单于呼韩邪以臣子身份朝觐汉朝，以此为标志，彻底终结了荒原狼扰乱中原大地的历史，这期间淤积着长达150年的苦难艰辛和国家疼痛。
吴王刘濞发动的“吴楚七国之乱”，正值北方匈奴猖獗时候，给处于艰难之中的国家雪上加霜。
汉代的政治制度实行“双轨制”，一是沿袭秦朝的郡（省）县制，郡下设县。二是循用周代的“分封建国制”。汉初，刘邦册封七个异姓功臣王国，很快又以各种理由废止，只保留势孤人和的长沙王吴芮。册封九个刘氏宗亲王国，诸侯藩国实行自治，但比今天的自治区权限大，经济和行政独立，而且“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诸侯王表》）。九个藩国辖地三十九郡，超过中央直辖的郡数（汉初设六十二郡），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国土面积由藩国掌控。而吴国是藩国中的龙头老大，所辖三个郡共领五十三个县，范围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部分地区，占据江淮地理富饶优势，农业发达于其它地区，经济富足，物产丰厚。刘濞于公元前196年即吴王位，到公元前154年发动叛乱，经营吴地四十二年。
汉代之前的吴越民风，与今天江浙地区差异很大，气候宜居，物产丰饶，但民风尚勇奢野，“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地理志》）。从孔子编选《诗经》时的“楚无诗”，到秦汉的“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汉书·荆燕吴传》），探究其动因，应是文化上的薄弱所致。这种局面自唐宋之后，再经明清，以及到近现代，重科举，尚儒崇仁，既经济上甲天下，在文化上也滋润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厚重之地。
仅仅天地养人是不够的，人之大更需要文化上的自我修养。
经济膨胀的背后和身后
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刘濞经营吴国四十二年后，在没有胜算的前提下，匆忙之中联络六个鲜有往来的藩王揭竿而起，这七位诸侯均是皇脉直系族亲，是典型的“红二代”造反。究竟因为什么?找到这个答案，先从刘濞的任命，以及他父亲的一个细节说起。
册封刘濞的时候，刘邦没有见过这个侄子。“已拜受印”之后，召见新晋爵位的吴王，一见面就后悔了，说：“你面有反相呵”。然后走到他身边，按着肩膀告诫：“五十年后东南方位有反叛者，不会是你吧？天下同姓是一家人，切记毋反”！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状有反相”。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汉书·荆燕吴传》）这一年刘濞二十岁，俯在地上边叩首边说“不敢”。从公元前196年受封吴王，到公元前154年祸乱起兵，时间长度是四十二年。
大人物都是有预见力的。
刘邦封刘濞为吴王，属于迫于无奈。吴地是皇家后方大本营，江淮区域位置重要。又南接东越与南越，关涉国家防务。还有一点，吴越民风强悍，“轻死易发”，因而需要一位作风硬朗的人物镇守。自己的儿子都小，不能担此大任。即便心有悔意，也只好由刘濞好自为之了。“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汉书·荆燕吴传》）”
刘濞是刘邦二哥刘仲的儿子。刘仲，字喜，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与匈奴巅峰对决那年）被封为代王，驻守北疆要塞。代国的都邑在代县（河北张家口蔚县），下辖三郡，云中郡（内蒙古东南部）、雁门郡（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代郡（山西东北部、河北西北部）。刘仲身为戍守边关的诸侯王，匈奴来袭时，弃都城只身逃亡。依律当斩，刘邦念及手足情，降职为郃阳侯（郃阳、陕西渭南合阳县）。刘邦这位二哥，是个不太靠谱的人。
一个失败的结局，往往在事情刚发端的阶段，就埋下了伏笔。
用现当代的眼光看，刘濞不太具备一个政治人物的基本素质，性格外露，脑子不够清醒，执拗任性，甚至还有点一根筋。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扬州城（时称广陵，旧称城邗）盘根错节，到了树大根深的规模。他牵头发动的“吴楚七国之乱”，给建国不足五十年的西汉政权带来一场严重的危机。腐鱼从肚子开始烂起，三个月后，汉景帝止乱平叛，整饬清理了七位族亲带来的乱局，转危为安。西汉的统治者也正是从这场危机中警醒，改革体制的弊端，逐步削弱藩国的权力，弱枝以强干。
让刘濞走向不归路的动因有三点：不受制约的体制；经济膨胀之后，商业技术思维渗入吴国空气之中；精神苍白，土壤肥沃却不生长文化之树。人是活精神的，一个人少了精神，脑满肠肥空空皮囊，于社会不算什么。但如果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民风中缺失主体精神，问题就严重了。
汉代的政治构架是“郡县”和“藩国”双轨体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郡县制的体制是清晰的，由郡到县，再上属中央集权。藩国是自治区，从表面上看是上承两周的“分封建国”，但藩王们都是刘邦的血缘近亲，在实际效能上有战国时期“主权而治”的阴影。藩国的权力空间很大，中央政府又缺乏行之有力的制衡机制。吴国是藩国中为所欲为的典型，到七国之乱时，刘濞已经连续二十多年“称病”，不晋京述职朝奉。
刘濞与朝廷的僵持抗礼起于“太子误伤至死”事件，吴太子进京，与汉文帝的皇太子游戏。吴太子“博争道，不恭”（《汉书·荆燕吴传》）”，被皇太子失手误伤至死。说白了，就是两个孩子玩急眼了，皇太子失手误杀了吴太子。吴太子的尸体归葬至扬州时，刘濞恼羞成怒，说：“天下刘姓是一家人，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吧。”又遣人把尸体送回长安，自此之后称病不朝。多年之后，汉文帝竟也默认了“堂兄”的僭越失序，赐吴王几杖（几案和拄杖，古人敬老之物），准允年老不朝。“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汉书·荆燕吴传》），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也是维护朝廷的脸面。
自此之后，“吴王日益横”（《汉书·荆燕吴传》），其他郡国的罪犯纷纷逃来避罪，吴国则当成人才给予保护，禁止官差入境搜捕。这种水泊梁山式的招揽人才办法以及视朝纲国纪如无物的行为方式，渐渐被刘濞常态化。
与刘濞比较，汉文帝刘恒是有敬畏心的。胸怀敬畏之心是政治人物的美德，也是境界政治的重要标识。
刘恒是“公议选举”出来的皇帝，这在中国帝制史里是仅有的一例。吕后执政八年崩（公元前180年），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几位老臣清除乱政的吕氏兄弟及门人，与众臣公议推举远在太原的代王刘恒为皇帝，即汉文帝。
即位元年，有司奏请册立太子，汉文帝答奏：“楚王刘交是我叔父，年长德勋，通治国之道。吴王刘濞是我兄，淮南王刘长是我弟，都具德辅佐我。还有诸侯王室族亲以及功臣，如从这些人中推举出可以弥补我不足的，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体。吴王于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汉书·文帝纪》）这些话，或有些姿态之嫌，但一个皇帝敢这么讲，已经了不起了。
汉文帝即位第二年颁布法令，广开言路，废除妖言获罪法，“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汉书·文帝纪》）
即位十三年，为鼓励农耕，在国家财力紧张的前提下，免除全国的农业税，一直到他去世，共十三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汉书·文帝纪》）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的国家，免除全国的农业税，是破天荒的伟大创举，也是大胆的尝试，汉文帝取得了成功。当时吃不饱肚子的情况很普遍，饥民流亡，哀鸿于野，免除田租，农民被留在了土地上，日子可以过下去了，并且渐渐好转。富民以养国，小河水满，大河水涨，水涨船高于千里行。汉文帝在位二十六年，为汉代首个兴盛时代“文景之治”夯实了基础。
刘恒是一位开明帝王，宽仁为宗，心疼世人疾苦。既广开言路，又允执厥中。刘恒对堂兄刘濞心存不满，但又多予体谅。刘恒在位时，刘濞终不敢反。公元前157年文帝崩，景帝即位。三年后，刘濞彻底忘记了刘备当年的告诫，自取灭亡。
吴国的经济实力雄厚，按GDP计算的话，人均比例在全国遥遥领先。其经济来源主要是铜和盐，是当年的“资源大省”。盐是民用物资，“煮海为盐”，沿江淮广销多地。铜是铸币的原材料，本该是国控物资，却被吴国封锁占据。汉代建国之初，是真正的一穷二白，许多重要领域都是因陋就简，汉朝廷甚至没有能力发行货币，袭用秦朝的“半两”钱，以币重十二铢（一两二十四铢）而得名。吕后执政时期，因铜资源紧缺，一枚币重缩水为八铢，到汉文帝时又缩水为四铢，但币面仍铸印“半两”二字。直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才废止“半两”钱，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五铢”钱。“罢半两，行五铢钱”（《汉书·武帝纪》），并且严禁民间私铸。而在此之前，朝廷是默认民间私铸的。汉武帝之前的货币，没有统一的制式，轻重不一，薄厚不等，有的甚至只有“榆钱”大小，被讥为“榆荚半两”。吴国大量盗铸钱币，辖区内的彰郡有铜矿（安徽省境内），“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汉书·荆燕吴传》），采矿，冶炼，铸币一条龙生产。吴国的财富，用盐挣来一部分，更多的是自己盗铸“生产”出来的。发动“七国之乱”后，刘濞给其他六国的“诏书”中，有这样土豪的奖励条款：“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郡守级官员），千斤，封千户……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送）之。”（《汉书·荆燕吴传》）
在当年，吴国民众的日子也滋润，“百姓无赋”，赋，是国家征收的用于军事用途的税收。西汉前期，北方匈奴常常犯边扰境，国家戍边压力很大。朝廷规定，国内年满17岁至56岁男子，每人每年有三天的义务兵役期，无力或无意戍边者，可上缴朝廷三百钱。此项赋种又称更赋，细分为卒更、过更、践更。已服兵役叫卒更。上缴朝廷三百钱抵代，由官方应征戍边者，叫过更。自行出钱雇佣人代为服役，叫践更。吴国全民无赋，由藩国出资承担，而且此项费用也不上缴朝廷，而是施行践更，按市场价雇佣人代为戍边。“卒践更，辄予平贾”。（《汉书·荆燕吴传》）吴国对待戍边卫国这样的大事情，明码标价，而且账是算得很细的。
刘濞富可敌国，“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汉书·食货志》），但在文化上毫无作为。刘濞主政的四十二年间，正是汉代整理修复先秦文化典籍从开始到兴盛的阶段。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七年后，下达“焚书令”，全国范围内禁书、烧书，《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著作均是首要禁书，私自藏书以罪论处，甚至“弃市”（斩首示众）。再七年之后，秦朝灭亡。刘邦读书少，但纳谏明听，即位不久就在全国范围内下达“征书令”，由政府出资，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典籍著作。到文帝和景帝时期，抢救性整理中华文化典籍蔚然成风，已达到“显学”的程度。与吴国相邻的淮南王刘安，地跨河北、山东的河间王刘德，成为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河间王刘德嗜书成癖，散金募书，整理留传了《毛诗》《左传》《尚书》《礼记》等。淮南王刘安门下礼遇儒生术士几千人，著成《淮南鸿烈》（《淮南子》）。汉代文化先贤们上接传统，恩泽后世，修复了被秦始皇割裂的文化生态，以向后走的方式向前行进，把文化的大后方照亮成了远方。
文化是虚像的，但时间久了沉淀下来，浸入土壤地脉就成了实的。现代汉语中称文化是软实力，指的就是这一层意思。
万幸！刘濞给江淮之间这片沃土留下的烙印，早已经被风吹走了。
——《文学家心中的水韵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