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成立缘由
一
要了解民盟的历史，先要对整个中国的民主党派史有一个定位。
历史而具体地看：第一，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民主党派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一股以国民党左派为中心的民主力量的形成，成为民主党派产生的政治力量基础。第三，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中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民主力量组成的广大中间阶级的群众是民主党派产生的社会阶级基础。第四，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反蒋抗日斗争的发展是民主党派产生的现实基础。第五，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是民主党派产生的重要条件。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在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个极为广大的中间阶层，其中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一个人数多、层次繁重的群体，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盘剥和政治压迫。因此，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分裂，蒋介石集团的背叛，直接危害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又不完全赞成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政策。于是他们另起炉灶，开始组建各自的政党政团，希望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复兴中国的第三条道路。[4]
中国民主同盟，就是在这样特定的背景下产生的政党。
二
民盟产生于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反共行径，迫使中间的小党派联合，成立了民盟。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开始对国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随着汪精卫叛变和正面战场压力减小，蒋介石有了更多力量着手对付共产党。好不容易形成的团结御侮的局面，面临严重的撕裂危机。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秘密反动方针。各地的摩擦、血案也随之发生。
关于摩擦，我们可以看看毛泽东主席1940年2月1日的文章《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攻顽固派》：“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他们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两党各自孤立，最好是两党打起来。这样，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案，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可以说，危机是严峻的，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的用语仍然相当克制，并未将矛头指向蒋介石。这是为了顾全大局的策略。
国民党反共的逆流，也使国共之外的中间力量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意识到，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遏制这股逆流，保障抗战的大局，否则无数爱国志士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客观上促成中间力量联合的一个重要形式，便是国民参政会。这是抗战初期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官方机构，没有立法权。既是为了昭示形式上的民主，同时也是为了请社会贤达为抗战集思广益、反映民意。
邹韬奋曾幽默地称参政会为国民党“请客”，作为“客”，参政员们当然做不了主，只是为了完成一种形式。尽管如此，这依是一种新气象，也成为了一个表达各方意见的舞台。参政会给予了中共代表名额，后来民盟的主要创办人，多为参政会的参政员。1938年7月的第一届参政会，200名代表中，中共和其他抗日党派的代表共占31人。其中中共代表7人，青年党7人，国家社会党6人，第三党1人，救国会6人，职教社3人，乡建派1人。
1939年9月9日至18日的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是一次斗争异常激烈的参政会。中共陈绍禹、董必武等26人提出了《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要求国民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权利，取消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各党派党员一律有服务抗战工作的权利等。章伯钧、左舜生等36人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要求立即结束党治，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9月15日的扩大会议上，中共和各中间党派，与人数众多、以势压人的国民党代表展开了激烈交锋。当日到深夜2点30分，仍无结果。黄炎培记载，双方“争辩甚烈，屡濒破裂”。第二天上午，双方都做了让步，才达成一个决议草案，指出“请政府明令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这一草案，力求从法律和政治层面，确保国民党的枪杆子指向日本人，而不是指向共产党。
三
这次会议，是中间党派联合共产党，通过合法手段向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取得的重要胜利。它让黄炎培等人认识到，只有联合，才有可能保障自身权益和抗战大局。在这一背景下，1939年10月，民盟的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由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张澜等共同筹建。11月23日，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青年会餐厅召开成立大会[5]，会议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
《信约》中的文字，诉求很明确：“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无复必要，在所反对”；“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吾人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并严格反对一切内战”。一些诉求显然并不容易实现，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从立场上，则坚持与国民党顽固派针锋相对。
然而，没有枪，组织松散的几个文人，仅凭一纸信约，当然不能阻止国民党实质的反共步伐。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
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奉命北移，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强忍悲痛，在重庆愤笔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印有这段手迹的《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封锁，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中共为了顾全大局，制定了“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们了解到真相，都感到无比震惊、愤慨、悲痛。黄炎培表示：“当局如此措置是绝对错误的。”侯外庐、翦伯赞等国统区知识分子都表示：“无论局势如何困难，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6]
皖南事变，更加促发了中间党派们加强联合的意愿，他们意识到，仅凭一个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是不行的。事实上，1939年10月以来，中间党派的民主人士们积极推动宪政的努力，刚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就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压制。1940年9月国民党当局宣布，国民大会因“交通不便”不能按期召开，此前参政会上唇枪舌战而来的战果就这样销灭了；10月，当局对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实行高压政策，逮捕民主人士杜重远，拘留马寅初，封闭邹韬奋在各地开设的生活书店。[7]
此外，在国民党的操控下，民主人士落选第二届参政会，也是促成民盟成立的一个导火索。1940年12月，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人选名单公布，虽然总体名额由200名扩充到240名，但增选的都是国民党员，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民主人士却被排斥在外。12月24日当天，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等不约而同地来到张君劢家议论此事。大家谈到，参政会在国民党眼里只是做做样子的民主装饰品，但蒋介石连这点“民主”也不愿给。黄炎培对张君劢说：“在蒋介石看来，你是刚收编的土匪，我是即将叛变的保安队。”黄炎培认为，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责任来才对。[8]
四
中间党派人士进一步加强联合的想法，受到了中共的热切鼓励。在重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与中间党派人士密切互动。经过几个月多次切磋，1941年3月19日下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特园秘密召开。
参会的有——中华职教社的黄炎培、江问渔、冷遹；乡建协会的梁漱溟；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林可玑、杨赓陶；民社党的张君劢、罗隆基（蒋匀田代）；解放行动委员会（也称“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社会贤达张澜等13人。黄炎培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沈钧儒原为倡议人之一，但是因为沈钧儒所属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为避免国民党当局找麻烦，决定救国会暂不参加同盟，到1942年才正式加入。[9]
算上救国会，掐指一算：民盟便包含了三党三派。即：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那么，这些党派和党派领导人同民主政团同盟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罗隆基在《“和平”的确死了》一书中，有着这样的论述：
“这些党派领袖是以个人名义参加民盟的，而不是党派以集体名义参加的、党派领袖是盟员，不等于说这些党派都是民主政团同盟构成的集体单位。这些党派还是盟外独立自主的党派。党派的成员是根据个人自愿的原则，履行手续后始得加入民盟。因此，民主政团同盟的决议和行动，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并不能拘束各党派的独立自主的行动，反之，各党派的决议和行动，亦不能拘束民盟。说清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是对于了解民盟在旧政协和南京和谈中的行动，有很大帮助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集团的基础是极不稳固的。那些党派领袖在盟内都是跨党分子，对盟来说，他是盟员，但他在盟外又是另一个政党的党魁。遇到民盟的政策同某一个党有了分歧的时候，某些跨党的盟员何去何从就成了问题。民盟由于有了这类实际上的困难，就无法执行严格的纪律。”
“像当年民盟这样一个政治团体，就是随时可被人拆散破坏的。蒋介石就抓住了民盟这个弱点，在旧政协开幕之前，和南京和谈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他勾结收买的卑劣手段，来拆散破坏民盟。”[10]
旧政协、南京和谈当然都是后话了。然而，民盟一经成立，果然让蒋介石有点头疼了。
民盟虽是秘密成立的，但“秘密”却还是被透露给了最不应告知的人。“某一次，在国民党的首脑们一次集会中，蒋介石就大骂张群，说他何以没有设法防止这样一个组织的产生。张群说，他对这样一个组织，毫无所闻。蒋介石于是就说，他已经得到了民主政团同盟的全部秘密文件，并且说：‘我们不能容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上的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张群受了责备，就奉命四处奔走，找张公权、张君劢等，企图阻止这个政团的成立。于是，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工作，一方面就虚与委蛇地应付张群，另一方面还是在特园秘密中开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会。但一个秘密的团体不但不能起调解党争的作用，并且可能引起蒋介石的特务找麻烦。于是又决定派梁漱溟到香港去办《光明报》，在报上公开民盟的纲领和主张，希望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注意和支援。”[11]
民盟成立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将黄炎培支到南洋去募集救国公债，试图使民盟无法运转。这时，张澜担负起了民盟主席的重任。
五
梁漱溟赴香港办报的历程，也是备尝艰辛，跌宕诡谲。关于这些，《我与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著）中有着详细的叙述。尽管如此，《光明报》还是横空出世，并且得到了中共的秘密资助。梁漱溟不负重托。1941年9月18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初版。10月10日发表“启事”，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一时间，民盟成为香港新闻的热点话题。[12]
当然有人看不惯民盟这个“怪物”。
正在香港逍遥的孙科大放厥词：“三个星期前，香港某报，发表所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之启事，自称在渝成立，已有国民党中央社重庆来电加以否认，谓绝无所闻。此种诡谲组织，既不知参加者为何种团体，又不知负责人为何许人物，买空卖空、鬼鬼祟祟的举动，太不光明，本不值吾人重视，唯此事重庆无所闻，仅在香港秘密活动，不妨借此机会，拆穿此种骗局之内幕。”......由于黄炎培不同意以个人或中华职教社的名义署名，青年党首领曾琦即提出只发启事不署名。孙科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梁漱溟心急如焚，将此事急电重庆。左舜生、张君劢、张澜、李璜、罗隆基等紧急商议，决定在重庆公开民盟组织。
1941年11月16日，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高朋满座，热闹异常，中共方面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国民党方面的张群、王世杰、邵力子，救国会代表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以及民盟中常委张澜、左舜生、张君劢、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李璜等纷纷来此集会。会议的主持人是左舜生，他介绍了民盟成立的经过以及宗旨，说：“本同盟所主张均系十余年来大家所主张之老调，并非离奇可怪之论，至其内容均可公开，无何种秘密。”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在座的人都明白，左先生的话是冲孙科去的。周恩来、张申府先后发言，表示“赞成同盟的主张”、“愿其早日实现”。出乎意料的是黄炎培，他站起来没头没脑地讲了一个故事：“从前在上海，我看到马路上有两个拎着篮子卖油条的小贩，前面的一边走一边喊：卖油条呀，卖油条呀！后面那一个跟着喊：我也是的，我也是的。”说到这里，他戛然而止，默然坐下。有人没听懂可也有人听懂了：黄炎培是在说“他们是民盟盟员，我也是”。当天，黄炎培“卖油条”的故事传遍了重庆。[13]
不平凡的1941年，民盟就这样成立、发声并公开了。
未完待续！
注释：
[]4.《中国民主党派简史》，华文出版社，全国统一战线干部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编，2001年1月第一版，第1-3页。
[]5.《重庆民盟史》，群言出版社，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员会编，2014年10月第一版，第7页。
[]6.《艰苦卓绝周恩来：1898-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南山、南哲编著，2018年6月第一版，第360页。
[]7.《中国民主同盟七十年》，群言出版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2011年5月第一版，第5页。
[]8.《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团结出版社，李蓉著，2015年6月第一版，第149页。
[]9.《中国民主同盟七十年》，群言出版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2011年5月第一版，第7页。
[]10.《“和平”的确死了》，中国文史出版社，罗隆基著，2012年2月第一版，第7-8页。
[]11.《“和平”的确死了》，中国文史出版社，罗隆基著，2012年2月第一版，第16-17页。
[]12.《回眸岁月的痕迹》，上海三联书店，王海波著，2016年8月第一版，第2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