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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66年夏，毕业考试后，正准备报高中志愿，“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瓢凉水从天而降，浇灭了我心头升学的旺火。同学们全部投入“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学业停止，报考“包一中”的梦想破灭，前途渺茫。命运就定格在“老三届”“六六届”的标牌上。
开头以为运动几个月就过去了，没想到一发而不可收，越闹越凶猛。课本和书籍都被当作“四旧”破除，我只能在“大不理解”中随大流运动。
不久，“出身不好”的学生全被划为“黑七类”，从各宿舍中清除出来，统一安排到原来做仓库的石头窑洞中，十人一家，由二名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管理。看着听着人家趾高气扬、发号施令，心中暗暗叫苦的同时，还有几分羡慕和嫉妒。
“黑七类”子女上午打扫校园、厕所，下午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文章。我被选为“读者”，给大家读“红卫兵”指定的篇目。几个小时下来，口干舌燥，头晕目眩。学习完毕，别人去食堂吃“份饭”，我和一个姓白的同学因家庭贫困只能自起炉灶，把从家里拿来的小米土豆熬成粥喝，聊以解饥。每星期回家一次，步行往返七十里山沟土路，背上十几斤粗粮、土豆、萝卜充当一周食物。不能回去就由二弟送来。往往是星期五就断炊，手捧红宝书，饥肠碌碌接受改造。
我很想家，想那个大青山深处小山头向阳面的土房子，那里有我的父母弟妹，他们在穷困窘迫中过着纯朴的农家生活。父亲在“三年困难”期间自愿申请退职，由一名国家正式教师变成民办教师，“文革”开始后，造反派以“成份不清，有历史问题”为名停了父亲的职务，。“监管”务农。母亲自然脱不了干系，陪着劳动改造，料理一大家人衣食生计。我想回家劳动减轻父母的负担，他们不同意，劝我“服从学校的安排，不要放弃学业”。
秋天，从北京来了几个“红卫兵”，到我所在的包头第十五中学煽风点火，成立了“革司”、“红司”。我当然被拒之门外。除了集体劳动学习，我就反复读《毛泽东选集》（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而《毛主席语录》则不离身，到了背诵的程度。另外，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上下册《鲁迅选集》有空就读，虽然纸黑有些还字迹不清，但我很喜欢。还把写大字报的色纸裁成32开订成本子，摘录其中精彩的句子。
入冬后一个周末下午，“红卫兵”组织要我们十几个“黑七类”把从老师家里抄出来的旧书集中到操场上焚烧，我边搬边看，有很多中外古今名著，象废物一样推成一大堆。他们点火燃着表面后走了，命令我们几个人看着，等烧完就可回家。我眼光发瓷，浑身颤抖，心哭无泪。不大一会儿刮起大风，西北面黑云翻滚，遮没了太阳，雪花飘下。着火的书堆火势大发，灰飞纸扬，朝东南的教室扑去。我让伙伴们赶快用铁锹铲土压火，以防引起火灾。
雪越下越大，黄土伴雪一会儿就把火压灭了。我让他们几个先回去，自己再守一会儿。人走后，我赶忙用锹翻开被湿土压着的还没有烧化的书籍，有十几本贴地的完好无损，其余的半焦残黑无法辨认。我返回宿舍，拿起装小米和土豆的布袋到操场，将烧剩下的那十几本书装好，向北走上回家的道路。
回到家里，父母弟妹们已熄灯睡下，我拿上油灯火柴，提着布袋里的十几本书钻进对面阴坡上储存土豆的窖里，点亮油灯，把书埋入土豆下面。
校园有墙处全贴着大字报，有的地方已覆盖数层。揭批“牛鬼蛇神”教师，揪斗校长、教导主任，参与区里批斗“走资派”，忙得不亦乐乎。各种“战斗队”、“司令部”粉墨上台，你方唱罢我登场。
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只能冷眼旁观，反倒多了几份沉思与反观，说不上理性思考，但也犯不着极左与狂热。年底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学毛选小组”，一面以毛泽东思想改造主观世界；一面也想用经典指示解读运动、预测前景。这些初衷被打砸抢、武斗等乱象彻底搅浑，“革命造反派”用自己的行动不断颠覆着他们敲锣打鼓欢腾宣传的“最高指示”。
那年代，在集体无意识的旋流中，不可能理智操控自己的命运，只好随波逐流。倒是给我这“出身不好”的人很多读书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