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写作平民化更贴近生活

散文的平民化写作，是我好些年来一直在思索、在探究，也在实践着的一个理念。

所谓“平民化”，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普通化、大众化、世俗化、通俗化。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所谓平民化,是指一般人都具有了生存发展的权利，在理论和实践领域，人人平等。

写作的平民化，是指关注生活的原生态，关注生命的个性发展，以平等的视角、纪实的手法展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揭示现实生活本质的一种创作趋向。

我认为，“散文的平民化写作”，首先，要求作者真心实意地把自己当作一介平民，放低自己的身姿，确立“众生平等”的理念。不去炫耀自己的官职、各种身份头衔、地位的显赫、成就的显著以及经济上的殷实、富有;不把自己当作知识精英、精神贵族等等。有些作者或者所谓作家，有意无意地在文中显摆自己的贵族身份、自己的官阶职位等，更有甚者，在散文中贬低他人，抬高自己，吹捧自己。

其次，把平民当作散文中的主人公，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描绘他们的人生况味，与他们心灵相应、同喜同悲。我眼中的“平民”是：普通百姓、小人物、底层人物、边缘人物、中间人物、弱势群体……

当然，散文的平民化写作，不能仅仅理解为写小人物、小百姓和写他人，也可以写自己，可以为满足和愉悦自己而写作(或曰性情写作)。兴之所至，任意挥洒，书写自己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经验和思考，抒写自己对人生未来的价值取向等等。

与“散文的平民化写作”相对应的是“散文的贵族化写作”。

我国散文的贵族化情结由来已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没能打破，近几年似乎更有非“贵族化”不可的趋势。这种现象，在全国主要散文刊物和重点文学期刊中的散文专栏，特别是散文年度选本上，尤为突出。

散文创作的贵族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回避底层、回避现实、回避矛盾，转而选择历史人物、文化名人、小资生活等等题材。它已经变成我国散文创作的重要内容。某年度的某个散文选本，入选的50篇散文中，写底层百姓生活散文的只有5篇，而写历史、人文、小资、游记、名人等等的散文却有45篇。而同一年的一部小说年选，作品全部都反映现实生活，这本年度选本的内容简介就明确地说：“中短篇小说以其适宜的阅读长度和对现实生活的迅速反映，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其实，我国散文一直就有着“贵族血统”，其源头是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说理散文。“五四运动”以后，散文在语言形式上有了根本改变，出现了从贵族化向小资化的转变，鲁迅先生也竭力倡导文学大众化，但真正描写底层百姓的散文还是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广大读者对散文阅读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使散文传播更加小众化。

我国散文产生贵族化倾向的原因，不但源于散文的贵族血统、散文传播小众化等，还因为有些散文作者自身就存在浓厚的“小资”情绪和创作审美困惑。散文的在场性要求作者的亲历，但现在的散文作者大都不是普通百姓，回避底层、回避现实，是作者阅历造成的题材缺陷。大批散文作家一窝蜂地去写历史文化，写游记，写名人轶事，对现实生活关注的缺乏，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关注。已经有一些年头，所谓的“文化大散文”写作，为不少散文作家青睐，他们借助历史资料(甚至肆无忌惮地抄袭他人的作品)，加上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到实地获得的一些肤浅感受，洋洋洒洒，动辄几万字甚至十几万字几十万字。当然，不可否认，其中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但大多数是缺乏真情实感，缺乏艺术质量、缺乏文学品位的。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红孩批评说，“所谓文化大散文，最大之弊病是没人味”。即缺乏最基本的散文所应具有的“真情实感”。最近看到有评论家批评说，余秋雨之后，“文化散文变成了一些人的文化游记、文化撒娇”;“躺在史料的脂肪堆里，把陈芝麻烂谷子秦始皇老奶奶的裹脚布翻腾出来臭大街，目前这种散文还没有丝毫退潮的意思，很多人写得很起劲……”

“打工散文”“在场主义散文”等所倡导的散文新思维，都是对散文贵族化的一种“反叛”。散文作者只有以平民化的姿态，将自己真正融入生活，其作品才能克服贵族化倾向，让散文走向大众化、平民化。

历史是大英雄、大人物与千千万万的小人物、平民百姓共同创造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敬重、佩服像梁衡那样的有条件、有能力写大人物的大作家，而我愿意自己永远是一介平民，永远当一个平民作者，与平民同呼吸、共命运，为他们写照，为他们立传，为他们歌唱，为他们呐喊。不端架子，不摆谱，永不把自己当作所谓的“知识精英”。这丝毫不降低自己，不委屈自己，绝不“卑微”。

来源：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