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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风范

1917年,吴昌硕的继配夫人施氏在上海不幸去世,他于是委托老朋友陈先生为其操办丧事。处理结束后,将灵柩运回施的江西老家安葬。

回到上海,陈先生给了吴昌硕一份“奠仪”清单。吴说:“我不是交待你们的,不要收任何人奠仪的呀?”陈先生有些为难地回道:“都是些实在回不了的。”吴昌硕老大不高兴。打开清单一看,他的眼圈渐渐红了。原来,这些所谓的奠仪,只是区区一元两元,三四元,至多也就七八元。长长的一串名单上,全是几乎没有什么交往,而且从来没有跟他求过字画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实乃平头百姓。仔细找遍,却没有发现一个过去曾向他索要过字画的达官显贵。按照当时的惯例,退奠仪要写“谢唁帖”。但吴昌硕没有到街上去买“谢唁帖”,而是着人去买了最好的纸墨,然后照着名单,一一用工楷书写“谢唁帖”。写好还不算,他还亲自登门,分别送到人家手上。在当时,吴昌硕可是名满天下的大师级书画家,而工楷又是他的精品。因而,凡是得到 “谢唁帖”的人,无不奔走相告。

这事在社会上传开以后,好多人后悔当初没有送上一份奠仪,于是纷纷向陈先生打听,

问能不能再补上一份。陈先生有些为难,便向吴昌硕如实相告。吴昌硕淡然一笑,说:“告诉他们这次就不必事后补了,等我死了以后一起送吧。”

1987年,有所大学大二的学生成立了一个《新星》文学社,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学青年觉得该请名人给社团题字,研究的结果是请孙犁。

因为无知,当头的毛头小子并不懂得请名人题字起码的规矩——没有预约,更没有准备一笔润笔费,连写字的笔墨纸张都没有,径直闯到孙犁的住处,冒失敲门。出来开门的正是孙犁本人。听说来意之后,孙犁将他让进光线很暗的书房,并安顿其坐下,然后着手准备笔墨纸砚。孙犁好不容易从书橱里找出一张写过字的宣纸,从抬头的边上裁下约10厘米宽的一个小条儿,再仔细地从中间一分为二,这才在两张纸条上分别写下“新星”两个字。因为年事已高,孙犁写字时手抖得厉害。毛头小子又惭愧又后悔,在一边如坐针毡,最终还是说出了歉意。孙犁却慈祥地微微一笑:“没关系,你们还是孩子。”

字写好后,孙犁将字条放在书桌的玻璃台板上阴干,这才仔细地托在手上递给毛头小子:“我现在手抖得厉害,字已经写不好了。这两幅你拿回去自己选,看哪个合适就用哪个吧。”在送他出门的时候还特意嘱咐:“我身体不好,已很长时间不跟外面联系了,你们是孩子,对文学又这么热爱,我很愿意支持。但这件事,你们就不要对外人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