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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包头到城郊以及下属所有旗、县、区遍布“走西口”的足迹，尤其土默特、固阳、石拐、九原，山西陕西人占了半数以上，三分之二的土地由他们耕种，以晋陕地区人物命名的村子比比皆是。滩川、山坡、沟谷、河畔、草场、林地等，都有他们开垦和依然耕种的土地。无论是北部高原区深厚的栗钙土、淡栗钙土、棕钙土，还是中部山区浅薄的山地栗钙土、山地褐土，或者是南部平川的淤积土，里面都混和了“走西口”农民的血汗，他们与本土人民共同开拓了这块绿地，那些覆盖树木杂草，包括动物遗体的腐植质肥沃土壤，养活哺育于无数苦难和濒临死亡的平民百姓，也为地方和国家奉献出可观的丰收成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在二个世纪多的日月升降、斗转星移中，演绎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三农”故事，形成了融合中原传统农耕文化和蒙古游牧草原文化的新型复合文化。
“走西口”改变了包头以及内蒙古中西部的历史面貌，奏响了西部大开发的乐曲，其影响穿越时空，回荡在中华大地，至余音袅袅，经久不息。我这个“走西口”人的后代，年轻时耕种过老辈留下的土地，受到“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教育熏陶。
在那些古老的村落，纵横交错的小径，蜿蜒连通的古道上，行走工作，踏着农民商贩马驼队勒勒车兵匪的印迹，常常沉思感叹，浮想联翩。在基本自给自足的基础上，通过那些小径古道，把村落与外界连系起来，形成一套以农或半农半牧为主的基层集市共同体。
自然小村被深入基层社会的国家政权、地方行政、宗族势力所控制，结合于上层体系之内。小农为市场生产比率低，农业生产剩余少，形成以自耕农为主，同时应付国家赋税、地方摊配、兵匪掠夺、豪強欺诈的局面。客观上成为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对自然循环机能的维持与促进。这是在“传统农业”范畴内，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作最适度的运用。
人们从有限的土地上获取粮食蔬果的需求不断加大，不得不侵占草地河床和毁林开荒，加之建筑住宅、寺庙和制作家具等砍伐大量树木，放养牛羊马驼等牲畜的啃食践踏，森林减少、植被退化，每遇大雨山洪，耕犁土地的松软表层受到冲刷而大量流失，有的沟壑遍布贫脊无法耕种而荒弃，有的山地岩石裸露没了土壤。反思这种过度农耕造成的负面影响、生态失衡，从中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以利可持续的绿色有机农牧业发展。
由乡村迁居城市，再出去于行走农村和大地上反刍，引起对原始、简单、朴素生活的本能怀念。面对城市化和异化的环境，觉得此身非我有，孤独忧伤于朦胧之中，身心疲惫缺乏直觉灵感，拼命追寻失魂，搜索情感的细腻丰富；在漫漫西口路上，某条古道、一个山口、一处古迹，或晚霞的夕照里，或朝阳的金光下，与它们不欺相遇，久违的感情便油然而生。赶紧捕捉，拍摄记录、刻印于心上，生怕转瞬即逝。留住了那些瞬间，就能回到过去，也能去除麻木复苏身心的敏锐。
我不断移动，如白云飘过山河，似炊烟离开村落。偶尔见到农耕土地、庄稼蔬果，森林草原，山沟溪流，花草飞鸟，昆虫走兽，不由精神振作，将羡慕目光投向田地劳作农民或稀少放牧羊牛者，仿佛原先那根与他们紧系中断的纽带又连结起来。但转念之间，他们却抛下乡土农村跑进城市，我望着那些远去模糊的背影，怅然若失。消失的不仅是其身，也带走了我心里说不出的很多内容故事，被中间的虚空淡薄所隔离。幸好还留下被叫烦了的“乡愁”。
我只好怀揣念想中的故乡——仅存于自身的那点“初心”，被一些无形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挪移位置，希望那些不可能复归的时间凝固成永恒，展示出更好的“过去”，融入现实，走向未来。
